辉县市区南关大街尽西头路北，有一处很不显眼的大门，门顶为古建筑，但门之两厢均为现代墙壁所遮蔽，看起来极为普通，因此平时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若走进大门，穿过戏楼，却会蓦然给人一个“换了世界”的感觉。只见青砖铺地、绿树森森的幽雅院落之中，坐落着幢幢古代建筑，建筑上的木雕、砖雕花卉、人物、动物、植物图案，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就是闻名于中原地区的、如今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会馆建筑之——山西会馆。
会馆是旧时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者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小城中所设立的机构。它的主要作用是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之人聚会或寄寓。明代刘侗、于奕正所著的地方志书《帝京景物略·嵇山会馆唐大士像》云：“尝考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入出都门者，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意思是说：“曾经考察，在都市（即大城市，这里指北京市）中设立会馆，在古时是没有过的。到了明代嘉靖和隆庆年间（1522-1572），才开始建造会馆。会馆的主人一般都是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如地主或退职官僚等。目的是，让凡是出入于京都的人：籍贯要有出处，经得起验证；流动人口要有职业；困倦疲乏了要有个归宿歇息的地方。”实际上，会馆的起源很早，汉代时，京师（即国都）内已有外地同郡人的邸舍。南宋时，杭州有外郡人为同乡谋公益的组织。只不过那时的这种邸舍和组织不叫“会馆”而已。“会馆”名称的出现已经到了明代，清代更为盛行。辉县的山西会馆，是清代时山西的商人所设立的地区性、行业性的机构，故以“山西会馆”命名。
山西会馆的前身是关帝庙，创建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嘉庆二年（1797）在原来的基础上陆续增建，直至嘉庆十七年（1812）才“一律完工”（见嘉庆十七年碑刻）。而且“重加金采，共庆落成”（同上）。关帝庙什么时候被会馆占用，不得而知。但据嘉庆五年（1800）重修关帝庙工竣勒石之碑上的“凡众商协力同心，督理工程，各方名台号开列于后，以志夷行”的记载来看，起码在这年关帝庙已被商人占用，因为这一年的关帝庙大修，已是众位商人出资出力。那么，商人为什么要将会馆选在关帝庙呢？而且，考其它地方之会馆选址，也多在关帝庙。经营会馆者，也多为山西商人。究其原由，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山西人历来以经商著名，而关羽是山西人，被称为“山西夫子”、“武王”、“武圣人”。山西人敬山西人，理所应当。二是历史上的关羽，是一位义结千秋，忠贞不二的英雄好汉，“桃园三结义”是江湖义气之楷模，是人们心目中的偶像。三是关羽不仅能武，而且能文，以文武全才倍受人们敬仰。“关公月夜观《春秋》”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关帝庙内一般都有春秋阁，纪念的就是这件事。辉县的关帝庙内虽未建立，但已列入了议事日程，“其庙后拟建春秋阁矣，年岁丰稔（rěn），输有余资，再行营缔焉！”（见嘉庆十七年碑刻）。因此，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对关羽尊崇无比。官府统治者乐意用集“忠孝节义”于一身的关羽，来“教化”臣民，维护封建秩序。而民间则相信关帝具有司命禄、祐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巡察冥司，乃至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等多种法力，简直就是一位“万能神”。所以，民间的各行各业，都对“万能神”顶礼膜拜，甚至超过了孔老夫子。话说至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把会馆选在关帝庙了。
嘉庆十七年的关帝庙大修，建筑面积已约有五亩之大。建筑形式是一中轴式建筑群。位于中轴线上的建筑物有大门、戏楼、拜殿、正殿，两侧建筑有东西两陪房、钟楼、鼓楼、东西两厢房和两陪殿。
大门：面阔三间，进深一间。悬山顶式建筑。前后出檐，檐深约1.5米。前檐已毁于1966年的“文革”动乱之中，被现代式的墙壁所代替，因此现在只能看到后檐而见不到前檐。后檐下有小八角石柱，柱下有束腰方形柱础（chǔ）。大门外原有旗杆石和下马石，现均已不存。另外大门口两侧原有一对石刻坐狮，高约2米，雕刻艺术十分精湛。雄雌各一。雄狮口内衔一石珠；雌狮呈卧姿，身背一小狮，足踩一小狮。造型优美，形象逼真。“文革”动乱中，该会馆被当做“四旧”，惨遭破坏。这对石狮也难免于难，眼看着要遭灭顶之灾。紧急时刻，有深爱中国传统文化之人，冒险于深夜将这对石狮埋入几米深之地下，使石狮逃过了这一关而幸存下来。七十年代初期修建百泉宾馆时，将这对石狮移在了百泉宾馆主楼的大门前，让国内外人士尽情瞻仰。
戏楼：进大门约行10米，即是戏楼。戏楼为重檐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南面一间兼作山门，北面一间为戏楼。上层屋脊、垂脊及檐下皆为砖雕花卉和人物故事，簇簇拥拥，玲珑剔透。下层檐下皆为木雕，内容同上。门楣上隐约可见“关帝庙”三字。戏楼的台口朝北。每年的六月二十四日，是关羽的生日。时逢此日，关帝庙举行盛大祭典，此戏楼上则演出剧目，让百姓观看。商人则皆在关帝像前献上用黄纸所做的元宝。如遇旱季，则要祈雨，而且人们相信这一天必定会下雨。俗谚常说：“今天老爷喝醉了，该下雨了。”如果没下雨，则说：“老爷没落眼泪。”据说这一天往往下雨，因此人们轻易不说“老谷没落眼泪”。
两厢房：位于戏楼两侧，和戏楼紧紧相连，皆为硬山式建筑。上戏楼必须通过两厢房。
钟、鼓二楼：位于两厢房前之两侧，皆为重檐歇山卷棚顶。檐下有斗拱，小八角石柱。钟楼在东，鼓楼在西。晨钟暮鼓，一是用来计时报更；二是时刻给世人以“警钟长鸣”之感，以时刻提醒自己，小心处世，谨慎做人。
拜殿，也即正殿。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为卷棚顶，后为悬山顶。均为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中间有天沟连接。殿顶均覆以灰色简瓦。正脊有高浮雕二龙戏珠、牡丹等。垂脊有高浮雕各种花卉图案。前檐下有斗拱，方柱，覆盆式柱础。殿前有方形月台，台边有砖砌花墙。殿基为须弥座形式。殿内原有泥塑像三尊，中为关羽，左为周仓，右为关平。可惜早毁。
两陪房：位于止殿两侧。皆为面阔三间，硬山式建筑。前墙为格扇，“文革”中被改为砖墙。
关帝庙属武庙，与孔子文庙齐名。各地在修建庙宇时，文、武二庙是首先考虑的对象，必定要建的。由此可见武庙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这样重要的一座庙宇，被山西商人所占用，除了前面所说原因之外，又与山西人善于经商有关。
山西人历来就有商业传统。据文献记载，春秋时，鲁国人猗（yī）顿极善经商，但在本国不得施展，于是就到山西去经营畜牧业和盐业。10年之间，成为豪富，其资望可与王侯相比拟，以至于和陶朱（范蠡）并称，成为财富的代称。到了明清时期，山西人的群体经商异军突起，在金融和贸易领域中，居然在全国占据了领导地位，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既叫人敬畏，又叫人嫉妒。当时曾有流言传出“山西老乡舍命不舍财”。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西人的经商气势越来越盛，纵横六极，气吞八荒，把生意越做越大。尤其是金融业，山西人全部垄断，称作“山西票号”。其分号遍布南北，网络覆盖全国。到了同治时期（1862-1872），更伸展到了日本、朝鲜、新加坡等国，成为四通八达的跨国性金融汇兑网。其业务的开展，彻头彻尾一派大商家的眼光和风范。与此同时，山西商号与山西票号一样气势磅礴，叫人赞叹。山西祁县的乔贵发，在内蒙包头建立起系列性“复”字号大商行，垄断了包头的商业；太谷的王相卿，在呼和浩特建立了北方最大的商行“大盛魁”商号。后来形成山西大商帮，气势庞大，其规模使人不敢想象。如“大盛魁”一家，仅骆驼就有10万多峰，面向新疆、蒙古和西伯利亚运送茶叶，可以想象那是怎样一种景象。
山西商人的崛起，也与中国的经济形势发展有关。中国自明代中期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到清代渐趋发展。这已经给商业的发展建造了温床。而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的一种组织形式——行会，则在隋唐时就已出现雏型。经过1000多年的演变，进入封建末期的清王朝时，行会组织已存在于大小工商业城市以至农村集镇。这又给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行会亦称行帮，是封建社会中的同业组织，是手工业者或商人在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条件下，为限制竞争、规定生产或业务范围，解决业主困难和保护同行利益，由同业和相关行业联合组成。行会在反对封建压迫和促进工商业发展上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因此行会的兴起，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振兴，行会的机构名称叫“会馆”（也叫公所）。山西人极善经商，兴行会建会馆也就成为他们必须做的事情。不但在本地做，而且跨地域做。于是，辉县地盘上出现了山西会馆，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志书记载：明清时期，辉县有县城、薄壁、北寨三大货物集散中心和赵固、吴村、峪河、南村、高庄五大集镇。在这些货物集散中心和集镇当中，山西的商户颇多，主要集中在县城、赵固、薄壁一带。清朝嘉庆年间，仅县城的坐商就有148家，可见那时辉县的商业是何等的发达。这也是山西商人来辉经商的原由之一。由此，也就有了嘉庆五年的关帝庙大修。
据会馆内《捐买山西义茔（yíng）碑序》记载：“庙后隙地，向有停柩数十，皆系山西商人所不能归之枢。近年所积愈多，更有停顿以庙东院者，历经风雨，棺木朽坏，骨已现天，尸难入土……岁甲辰冬，公请于邑尊少庵李公，捐廉董办，又复募诸士商，积金若干，于本境东新庄东原，置买义地四亩，觅工役人等，将以前停枢，改换棺木，一并浮埋。”该碑是清光绪三十年所刻。山西商人什么时间来到辉县，没有确切记载。但从嘉庆五年山西商人大修关帝庙到清光绪三十年捐买义地，时间已有105年。仅从这一点上便可知山西商人在辉经商时间之久，又可知山西商人的敬业精神之强。他们做生意已经到了顾不得将死者尸体运回老家或者就地掩埋的地步，而是将死者入棺之后便放在庙后了事，转身就又做生意去了。直至棺木腐朽，尸骨露天才买地掩埋，而且是“浮埋”，不是深埋，可见其时间观念是多么的强烈！难怪山西的商人能成为商业巨子，在辉县叱咤风云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