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建文庙丕振文风——文庙

泮池：为一半月形状的水池，池上有青石单拱小桥称“月桥”。池很小，但建筑精美，小巧玲珑。进星门便踏上泮池月桥，给人以幽雅神秘之感。“泮”是泮水，“泮”字古时与“半”字通用，“泮水”即“半水”之意。泮水是今山东西部大汶河的一条支流，亦称“泮河”。因其水流之势分为两半，一半向西南流，一半向东南流，呈半圆形，故称其为“泮水”。春秋时，鲁僖公于泮水边修筑宫室，供饮酒、演武庆功之用。到汉代时演变成为诸侯的学宫，称之为“泮宫”。泮宫有东、西两个大门，两大门的南边有水池，北面筑墙。因此，池的形状形如半月，故该池就称为“泮池”。后来，泮池成为学宫的象征，各地在建学宫时，依照泮宫之模式，皆在学宫前、棂星门后修一半月形水池，成为定制。（另有一说是，泮宫是西周诸侯所设的大学。《诗经》中就有“泮宫”一词，意指大学。但一般都采取前说。）

大成门：过泮池即为大成门，面阔三间，悬山顶，灰色布瓦盖顶。“大成门”名称的来由，是取之于孟子对孔子的赞颂“孔子之谓集大成”（是说“孔子，可以说是集先代圣人之大道，而成就自己之圣德啊！”）的语意。据史料记载，山东曲阜孔庙的大成门，旧时只有帝王才能通行，其他的人则只能从两旁的掖门通过。此大成门的两旁也修有角门各一间，据推测可能也有此意，只不过是该庙的级别赶不上曲阜孔庙，走大成门的不一定是皇帝，而是重要身份之人。一般的人则走两旁之角门，借此来表示身份等级的不同，也显示祭祀孔子的严肃性。

名宦祠：位于大成门之左侧。面阔三间，硬山顶，灰色布瓦盖顶。祠内原有的肖像皆为居官而名声地位显赫之人，大都为辉县历代的县令。他们在辉县当政时，政绩显著，肯为老百姓办好事，给人民带来了无限好处，倍受人们的尊敬。故在他们离位或去世以后，肖其像供于祠内，永生祭祀，以示怀念。如唐共城令曹怀节，宋共城令李之才，（邵雍之师）元辉州守杨礼、杜良、尚文、司仁、达鲁花赤（元代职官名，掌一方实权，有总辖官之意）萧达、辉州判夏文仲，明辉县知县李麟、刘玉，清朝知县纪国相、佟国玺等。

乡贤祠：位于大成门之右侧。面阔三间，硬山顶，灰色布瓦盖顶。乡贤，指在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乡里：各时代的定制不一样，周朝至唐朝之间尤甚。唐时规定一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宋以后至今指县级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祭祀乡贤的活动和乡贤祠的出现开始于东汉。东汉时，鲁国（今山东曲阜）著名的文学家孔融在北海（今山东昌乐西）为相，曾把当地有名望的甄士然祭祀于祭土神的地方，成为祭祀乡贤的开始。明、清时期，凡是品行学业为当地所敬重的人，死后由当地最高官员奏请上司批准后，即可进入乡贤祠。每年春秋两季定期祭祀。该乡贤祠内祭祀有东周高柴，晋隐士孙登，宋名儒邵雍，元鲁国公姚枢，明翰林院侍读学士王衡，清征君孙奇逢等26人。

忠义孝悌祠：三间，旧在名宦祠南。现已不存。忠义孝悌，实际上是两回事。忠义是指忠贞义烈之士，孝是指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人。该祠将两者合为一处，祠内肖像忠义之士有宋忠烈大尉杜贵，明赠光禄寺少卿李可登、明赠汉中卫经历吉永祚。孝悌之人有清孝子处士耿之翰、孝子举人孙用正。

文昌祠：原在棂星门东，后移往古城外东南隅今文昌阁处。祠内祭祀文昌星，亦称文曲星或文星。该祠早废。

奎光楼：与文昌祠同，被移往今文昌阁处，早废。“奎”是奎宿，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奎光”是指奎宿之光。古人认为奎宿星闪耀发光是象征文运昌明，为开科取士之兆头。因此该祠内祭祀奎宿，祈祷该地文风大振。

崇圣祠：原在文庙的东北隅。明万历年间至清道光年间曾先后六次重修。后毁，早已不存。崇圣祠原是山东曲阜于明弘治十六年（1504）重建的家庙，清雍正二年（1724）追封孔子五世祖为王，遂将家庙改为崇圣祠，亦称五代祠。辉县的崇圣祠是仿照该祠而建，内祀人物也完全相同。祠内正中祀孔子第五世祖肇圣王木金父，左边供奉高祖裕圣王祀父、祖父昌圣王伯夏。右边供奉曾祖诒圣王防叔、父亲启圣王叔梁纥（hé）。并以颜回的父亲颜无繇、曾参的父亲曾点、孔伋的父亲孔鲤、孟子的父亲孟激公配享。又以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父亲周辅成、张载的父亲张迪、程颢和程颐的父亲程响、朱熹的父亲朱松、蔡沈的父亲蔡元定从祀。

敬一亭：旧在学署明伦堂前。四角单檐攒尖顶，小八角石柱。现该亭处为市一中操场。亭名来由为“圣敬师，凝神专一”之意。

亚圣殿：面阔三间，卷棚顶，灰色筒瓦盖顶，殿四周有围廊，木质副阶柱。“亚圣”，是指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孟子。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他继承了孔子的中庸学说，对当时和后世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孔子以后最大的一位儒学大师。所以历来孔孟并提，以孔子为圣人，以孟子为亚圣，即第二圣人。“亚圣殿”即是祭祀孟子的殿堂。

东西两庑：位于亚圣殿两侧，各九间。两庑是供奉先贤先儒的地方。东庑先后供奉先贤、先儒65位。其中先贤从春秋时卫国大夫虞伯玉（名瑗）到北宋时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程颢、邵雍等35人，先儒从战国时《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到清顺治已丑进士、中原真儒汤斌等26人。西庑先后供奉先贤、先儒64位。其中先贤从春秋时鲁国名儒林放到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程颐等38人，先儒从春秋时《谷梁传》的作者谷梁赤到明末清初中国三大儒之一的孙奇逢等26人。东、西两庑的两端分别还有神厨、神库、祭酒、祭帛之处所。现西庑完好，东庑不存。

至圣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悬山顶，琉璃筒瓦盖顶。殿内结构为五架梁，典型之叠梁式建筑。为文庙内规模最大之建筑。

至圣殿也称“大成殿”、“先师殿”。这与历代对孔子的谥号有关。孔子生前曾在鲁定公时当过司寇（为国君重要辅政大臣，主管刑狱诘盗、督造兵器等）。后来他周游列国，四处宣传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但没有人采用他的主张。于是，他便倾其毕生精力致力于教育。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他的言行主要保存在《论语》一书中，这部书后来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孔子死后，虽然鲁公命令祭祀他，但却没有给他追加谥号。一直到了汉代，高祖刘邦于公元前195年到达鲁国时，用太牢之礼（即祭天的仪式）祭祀孔子，成为帝王亲自祭祀孔子的开始。唐玄宗二十七年（739），玄宗李隆基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成为孔子被封王之开始。宋真宗咸平元年（998），真宗赵恒拜谒文宣王庙，又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有人提出“玄圣文宣王”谥号中的“玄”字，犯了圣祖老子的“太上玄元皇帝”封号中“玄”字的忌讳。因此，真宗又追尊孔子为“至圣文宣王”，这是“至圣”封号出现之开始。元武帝至大元年（1308），因孟子说过“孔子之谓集大成”的话，于是又加封孔子的谥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到了明代，有人提出，孔子之道，虽然是王者之道，但是他本身却没有坐过王位，封他为王，似有不妥，尊孔主要应尊崇他的志向与德行，加封王号不利于人们尊崇。于是嘉靖九年（1530）通令天下，改“大成至圣文宣王”为“至圣先师”。（见《国朝祀典说》）清顺治二年（1645），又更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后多省称为“大成至圣先师”。这样，便有了“大成殿”和“先师殿”之称。

立文庙祭祀孔子，是全国通行之风气。但辉县立庙祭孔，则又有点与众不同之意义。辉县人民的崇信古人教化之风的传统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清道光《辉县志·艺文志·重修文庙碑记》（以下简称《碑记》）记载：“夫子垂大学之教，在明新两端。传者释之，即引康叔作新武公学修以为训，则当日卫之君民，相与鼓舞振兴者甚切，而其风甚古。”意思是说：朱憙宣传《大学》教义的主要内容，在于“明”和“新”两个方面。〔《大学》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约为秦汉之际儒家作品。一说为曾子所作，但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事》等篇不相似，是否曾子所作很值得怀疑。到了宋代时，有学者将它从《礼记》中抽出，以与《论语》、《孟子》、《中庸》相配合。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正式成为《四书》之一。《大学》的开头有这么几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在注解时，把“在亲民”中的“亲”字改作“新”字。这是唯一的朱熹观点。因此，碑记中的“夫子垂大学之教”里的“夫子”，当指朱熹而言。另据史料记载，南宋以后，朱熹和孔子、孟子一样，同被尊称为“夫子”。（见《宋明理学史》）〕“明”和“新”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学》开头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所谓的大学之道，从根本上说，就是修身之道，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人人都有天赋的光明德性，即“明德”。但这种德性不能自然彰明，而是需要人为的修明，这就是所谓的“明明德”。在修明天赋的光明德性之后，还要推已及人，让天下百姓都能明明德，使全社会的道德得以日新（朱熹原话是：“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这就是所谓的“亲民”。而“明明德”和“亲民”都要止于至善，也就是说都要达到至善的境界。后人在传授解释“明”和“新”的时候，往往拿“康叔”和“新武公”的事作为训释和注解。他们两人的事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回到西周时期。西周时，周武王有个同母幼弟叫做“封”，号“康叔”。武王伐纣取胜后，对纣王的儿子武庚实行宽大处理，没有杀死他，而是给他封地，让他继续做官。但在武王死后，武庚却勾结管叔、蔡叔发动叛乱。于是周公旦带领军队东征，杀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和参加叛乱的管叔，放逐了蔡叔，把先前由武庚统治的殷民封给康叔，立康叔为卫国国君，居住在黄河和淇水之间的故殷地（包括今天的辉县市），周公旦忧虑康叔年轻，统治无方，于是反复告诫他，要他寻求殷的贤人君子和长者，向他们请教关于先前殷王朝兴盛和灭亡的原因，要他努力爱护殷民。史官记录周公告诫康叔的这次讲话，写成《康诰》，载入《尚书》。康叔到了卫国后，就用周公旦的教导安抚、团结他的人民，人民非常喜悦。

康叔去世后，卫国曾一度混乱。到了康叔的第九代孙共伯和当政时（此说采用《史记》说法，与前文“共和行政”的说法有异），共伯和恢复施行康叔的政令，使百姓重新和睦安定。共伯和又称为“武公”，这就是“康叔作新武公学”之来由。《碑记》中拿此事作例子，是说卫国很早就有拿前人做榜样的传统。武公拿康叔的教导办事，“则当日卫之君民，相与鼓舞者甚切，而其风甚古”。上君下民相互鼓舞，团结一致，国家哪有不昌盛之理？况且这种风气还是由来已久的。

《碑记》又说：“辉本卫共邑，其民必亲二公之教泽可知。惟鹤轩致败以后，共与滕民流离迁徙，奚暇及学。迨楚宫再造，直以敬教劝学为心，我夫子（此处“夫子”当指孔子，以下同。）三至卫，师若弟犹必筹教于既富之余，是卫民之不可一日不教，夫子之拳拳于教卫也，至今可思焉。”意思是说，辉县本是卫国的一邑，称共邑。共邑人民坚定的相信康叔和武公教化的恩泽是人所共知的。只是到了鹤轩致败以后（春秋时期，卫国的国君卫懿公非常喜欢养鹤，平时经常让鹤坐着只有大夫才能坐的高级车子，而对士兵们却不太关心。公元前660年冬天，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狄人前来攻打卫国，卫懿公发给士兵们武器让士兵们去打仗。士兵们暗下说：“让鹤去打仗吧！鹤享有那么高的待遇！我们这些人连鹤都不如，怎么能去作战呢？”因此，都不用力杀敌，结果卫国大败。卫懿公被狄人杀死。“鹤轩致败”说的就是这回事。“轩”指大夫们坐的车子。）共邑和山东滕邑的人民流离失所，哪还有时间顾得上学习？一直等到楚宫再造时（卫国被狄人所灭时，只剩下男女百姓730人，加上共邑和滕邑的百姓，总共才有5000人。他们立戴公为君，暂住在曹邑，即今河南滑县东。共邑和滕邑都是卫国的城邑。公元前659年，戴公去世后，又立他的弟弟为君，是为文公。文公徙居楚丘即今滑县东北，营建宫室，称“楚宫再造”。）才把敬重教育劝勉学习当做中心大事。后来孔夫子曾三次来到卫国和他的弟子一起，以最大的努力筹办教育，是因为卫国的人民不可一日不教育啊！孔子诚恳的教育卫国的人民，其恩泽至今还值得怀念。

《碑记》接下去又说，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一高柴就是共城人。高柴的性情非常诚实，又得到圣人孔子为他的老师，我（指碑文作者高上桂）知道高柴回到家乡共城后，教育家乡的人民，使孔子的学说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且高柴的仁孝行为，也自然而然地在苏门百泉之间传播（高柴的父亲去世后，高柴痛哭失声，泪如血涌，三年内未见其笑容）。无怪乎这里是代代都有贤人哲者啊！如晋代的孙登，宋代的邵雍，元代的赵复、耶律楚材、姚枢、许衡等大儒们，皆先后在这里寄身。即使清初的征君孙奇逢，也将全家人聚居在这里。他们不仅是喜爱这里的山川奇丽，物产丰富，而重要的是这里早有圣人教化之传统。即便是很愚笨的人，这里也不嫌弃。就说高柴吧，孔子说他很愚笨，但他那不径不窦之操行〔不径不窦，是说高柴在卫国做官时，依照法律，对一个罪犯施行了刖（yuè）刑，即砍掉一只脚。后来发生了战乱，高柴逃亡，到城门口时，恰遇那个被刖足的犯人在看门。犯人说：“这边城墙上有个缺口（即径），你从这里逃走吧！”高柴说：“君子不从缺口逃走！”犯人又说：“那边城墙上有个洞（即窦），你从洞里钻过走吧！”高柴又说：“君子不从洞里经过。犯人又说：“这里有座空房子，你进去躲躲吧！”高柴说“我以前砍了你的脚，你现在不但不恨我，反帮我逃走，这是为什么呢？”犯人说：“你砍了我的脚，是因为我犯了罪。我见你在行刑时，表情非常难过，并不是故意要伤害我。你是天生的一位君子，你所执行的刑罚是理当如此啊！这就是我要帮你逃走的原因。”这里用“不径不窦’借指高柴德操高尚〕，实在是得之于诚实正派的学问啊。考究这些人的高尚行为，可以想象其人的品质之高，更何况又进入这有良好教育传统的地方，哪还能使人不醒悟不向往呢？因此，辉县历来重视对文庙的修葺，注重对孔子和一些名士哲人的祭祀，实在是“圣教之感人者深，斯民好德之彝（yì）”。就是说实在是因为周公、孔子他们教导感人之深，这里的人民又喜好文德教化并且一成不变的原故啊。古时候，民俗的淳厚与浇薄，全是看当地的学校兴废而决定的。学校兴，则民俗淳厚；学校衰，则民俗浇薄。而学校的兴衰，又与文庙有着一定的联系。“庙坏不治则学必益废”。对文庙态度的好坏即是对先师孔子的尊重与否。因此，古代天子、诸侯在学生刚入大学（古人八岁入学，谓童子之学，称“小学”。十八岁束发而冠，谓成童，再入学，则称“大学”）的时候，往往派遣官员，摆上祭品，祭祀先圣先师，以表示对先圣先师和道艺的尊敬。这种祭祀，不单单是图一个形式，而是企望学生们“动其景慕之思，发其兴起之念”，争相去除自己的缺点，还其善之本性，从而得到“修身齐家之训著，孝悌仁让之俗成。”这样，修文庙祭孔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