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泉苏门山东侧，小官庄村东北的大地上，有一处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的墓地，便是元代翰林学士承旨姚枢（即姚文献）之墓。墓冢前有碑楼一座，碑上有篆文日“有元赠嘉猷（yóu）程世旧学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鲁国姚文献公之墓”。“有元”，指元代。“赠”，是指赐于死者以爵位或荣誉称号。“嘉猷”，原意是指治国的好规划，这里是说姚枢有极高的治国谋略。“程世旧学”，指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之学问。“开府仪同三司”，意谓姚枢的官职与三司的礼制、待遇相同，（三司是太尉、司徒、司空）准许开设官署，自辟僚属，元代时为正一品文散官。“国”，姚枢曾一度在东平郡作宣抚使，东平郡在山东境内，山东历史上是鲁国之地，因此姚枢死后被追封为“鲁国公”。全句意为：姚枢是元代治国的谋略家，是二程理学传播的功臣太师，是等同于三司职位的文散官，是受人尊敬的“鲁国公”，仅从碑铭的评价即可看出，姚枢确确实实是元代烜（xuān）赫一时的非凡人物。
姚枢，字公茂，号雪斋。金章宗泰和三年（1203）生于直隶柳城（今辽宁朝阳县）。后来迁居洛阳，遂为洛阳人。少年时期，姚枢学习异常刻苦，读书不分昼夜，各类书籍几乎是无所不读，渐渐成长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而且志气甚高，决心成就一番事业。当时的翰林学士宋九嘉极有才华，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当他认识了姚枢之后，非常赏识他。不顾身份之差别，毅然和这位在当时还是一般平民的姚枢结交为朋友，并称赞这位小青年有“辅佐君王成大业之谋略”。20多岁时，姚枢又被当时的中书令杨惟中所结识，并带他一起到蒙古去朝见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太宗见后，对他非常器重。太宗七年（1235），太宗出兵攻伐南宋，命令姚枢跟随杨惟中军中，去访求儒道、释、医、卜之类的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皆令脱释，为我所用。蒙军攻破枣阳（今湖北枣阳县）时，曾主张将枣阳城内的将领统统活埋。姚枢知道后，认为不妥，应该以收服人心为上。于是极力辩解说：“这种做法不是太宗诏书的意思，如果这样做了，日后回去怎样复命呢？一边据理力争，一边又紧促数将领悄悄逃往密竹林中，才免去一死。打下德安（今湖北省安陆县）时，蒙军屠城，德安名儒赵复欲投水一死，以保高节。恰巧姚枢赶到，将其救起。姚枢慧眼识才，发现赵复是个有学问的儒士，就极力劝其北上，携至燕京（今北京）。太宗八年（1236），在姚枢、杨惟中等人的积极活动下，朝廷下令建太极书院，姚枢推荐赵复主讲其中。赵复在太极书院讲学时，选取程颢、程颐、朱熹等遗书8000卷，交付姚枢。当时因南北交通不便，北方并不知有程朱理学。而经赵复传书并广为传播，北方始知有程朱理学。当时的太极书院是全国最大的书院，姚枢、赵复主讲其中，影响极大。各地书院都纷纷将程朱理学当作主要讲学内容，这是姚枢、赵复所起的作用。
太宗十三年（1241），太宗赐予姚枢锦衣金符（古代帝王授与臣属的信物，有铜质和金质两种，如铜虎符、金鱼符或符牌等），授予燕京行台郎中之职。行台郎中是行台的属官，行台是“行御史台”的简称，是当时地方上最高的行政机构，掌管着监察、弹劾行省以下的大小官府之官员，检校行省诸司文卷等。如果职官有罪，五品以上者，由御史台处理，六品以下的，则就直接由行台论处了。除此之外，行台还有举荐官吏之权力。因此，许多员就极力讨好行台的长官，惟恐有所不及，行贿之事屡屡发生。当时行台的总领事为牙鲁花赤，此人极贪，受贿无数，惟以货赂为能事。不仅他自己受贿，还想连带着姚枢一起受贿，累次想分贿给他。姚枢对此深恶痛绝，一概拒绝。后来姚枢看到长此下去，必受其累，便毅然辞官，携家眷前往辉州（今辉县），隐居在百泉苏门山下。
姚枢来到辉州后，垦荒于云门（今辉县市北云门镇），种田数百亩，修水轮二架（水轮是灌溉用的水车，因带水的木板用榫连接成环带，形如龙骨，故又称“龙骨车”），剪除茅草结庐为室。又于城内修家庙一座，奉祀祖先。另外又修一室，中祀孔子，两列分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六君子，读书其间。倡导文明礼教，治学、处世、为人端庄肃穆，以传播六君子的哲学思想（亦即理学）为已任，精心研读，夜分不辍。闲暇时则鸣琴于百泉之上。一心以自己的身教言教来教化民风，移风易俗。又自行刊刻印刷《小学》、《论语》、《孟子》等书，传诸四方。并接待四方学者，讲学于百泉书院，以讲学授徒为终身大事。河内（今河南沁阳）学者许衡，闻悉姚枢在辉，便移居苏门。从姚枢处得程、朱之书，慨然叹曰：“曩（nǎng）所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见《元史·姚枢传》）意思是：“以往我所学的都不是正路，今天才知道从哪里入门了。”随后，广平肥乡（今属河北）学者窦默（窦默亦是在德安城破后随姚枢北上入京的学者）也来到百泉：和姚枢、许衡共同研讨理学，相互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已任。”（见《元史·许衡传》）
姚枢在百泉讲学十余年后，世祖忽必烈在潜邸（皇帝即位前的住所）召见他，以重礼相待。期间向他询问治理国家之道，姚枢略一思索，提笔为书数千言，首陈二帝三王之道（指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治国之道），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个纲目，即：修身、力学、尊贤、弃亲、畏天、爱民、好善、远妄。其次根据当时社会上的时弊，提出三十条治理措施，条分缕析，头头是道，“本末兼该，细大不遗”（见《元史·姚枢传》）。意思是远的、近的、大的、小的事情都统统陈述出来，没有一点遗漏。忽必烈闻之大喜，惊奇姚枢竟然有这样的高才。随后，忽必烈“动必召问”（同上），事事都要听听姚枢的意见。而且又请姚枢教授世子经书。
公元1251年，宪宗蒙哥即帝位后，下令将漠南汉族人民聚居地区的军政事务全部交由忽必烈去掌管。忽必烈领命，高兴异常，大摆酒席，宴请群臣以示庆贺。酒宴绪束时，忽必烈让人叫住了姚枢问他：“今天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向我表示祝贺，为什么唯有你却显得心事重重呢？”姚枢回答说：“如今我们管理的汉地，其土地之广大、人民之富裕、财产之丰盛，有谁可以超过我们？没有。我们的权力赶上天了。如果这样下去，到一定的时候，肯定要有人对你妒嫉，和你争夺。不如只保留一个兵权，其它按需要所供给的东西就交给有司（管供需的官署）去办理就行了。这样就可以势顺理安，没有什么后遗症了。”忽必烈闻听，连说：“我考虑的不周到啊？”随即按姚枢说的奏知朝廷，宪宗同意了。日后果然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使忽必烈顺章称帝。
壬子年（1252）夏天，姚枢随同忽必烈征讨大理（今云南大理县）。到了曲先脑儿之地后，一天夜里举行宴会，姚枢给忽必烈讲宋太祖派遣曹彬取南唐时不杀一人，市场不停止贸易之事，忽必烈接受了他的劝说，连说：“吾能为之。”第二年到达大理城时，忽必烈让姚枢裂帛为旗，旗上书写“止杀”之令，分别传及大街小巷，由是百姓们皆安然无恙。
丙辰年（1256），有次姚枢去见忽必烈，忽必烈正为有人中伤他有野心，致使引起了宪宗皇帝的怀疑，直至派人四下调查一事而烦恼。姚枢劝他说：“皇帝，是君，又是你的兄长。而你是皇帝的弟弟，二者不能相比。分隔的时间长了，距离远了，难免要生出一些猜疑。不如你将家属统统住回朝廷处，慢慢地就会疑虑自消。”忽必烈这样做了。后来和宪宗见面时，两人竟相对而泣。不等忽必烈表白，宪宗便停止了对这件事的追究，解除了对忽必烈的怀疑，撤回了调查人员。
忽必烈即位称帝后，在全国建立了十道宣抚使。让姚枢出使东平（今山东东平县）。姚枢到了那里后，设置了劝农（督察农事的官员）、检察（检举稽察的官员）二人以监察。按照能力大小而均派赋役，并罢除了没有什么存在价值的铁官，使人民的生活日渐好转，极受人民欢迎。
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授予姚枢太子太师一职（皇太子辅臣，太子三师之一）姚枢说：“皇太子还没有立，怎么能先有太师呢！”五次请辞才辞去。遂改为大司事（管理农政、学校、饥荒之事的官员）。
中统三年（1262），发生了李瑄叛乱事件。李瑄是割据、专制山东30余年的大军阀。忽必烈即位后，曾加封李瑄为江淮大都督。但在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时，李瑄却以防御南宋为由，拒不出兵，暗地里匆忙与南宋联系，在益都（今山东益都县）发动叛乱，攻占济南。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召见姚枢，问他：“李璮（tǎn）叛乱一事，你预料结果会如何？”姚枢回答说：“对于李璮来说，可采取的策略有三个。假如李璮乘我们北征之机，沿海北进直捣燕京大都，闭塞居庸者，惶骇人心，此为上策；如果和南宋联合，依靠他们而连连对我们骚扰，使我们疲于奔救，此为中策；如果李璮出兵济南，妄图等待各路诸侯去响应、支援他，那么李璮就会速败而被擒。此为下策矣！”忽必烈又问：“如今叛贼会出哪种策略呢？”姚枢胸有成竹地回答：“出下策”。果然，不出所料，李璮在把涟水等三城献与南宋后，还军益都，占据济南。忽必烈急召诸路蒙汉军去济南作战，李璮大败，投大明湖自杀未遂，被史天泽斩于军前。
李璮的岳父王文统，原在忽必烈处任平章政事。忽必烈对他较为信任，国家财政赋税、差发、盐铁之事多由王文统裁处。忽必烈在一次谈论人才的时候对王文统表示赏识，但姚枢却持不同看法，说：“此人学术不纯，以游说干诸侯，他日必反。”结果不出所料，李璮在山东叛乱，王文统和他里外勾结，互通一气，被忽必烈知悉后立即处死。
中统四年（1263），姚枢被授予中书左丞（正二品协助宰相裁成庶务）。鉴于李璮叛乱一事，姚枢认为由于诸侯权位太重，极易起乱事，便上书“罢世侯，置牧守”即解除军阀世袭兵权，在地方上实行兵民分治。一些儒臣也纷纷上书相同之意见。忽必烈采纳了，先后解除了一大部分军阀的兵权。
但忽必烈在杀王文统后，开始对汉人幕僚增加了疑虑，并逐渐疏远他们，连姚枢也不例外。因此在忽必烈至元初年（约1265年左右），姚枢辞官仍回到辉县百泉书院讲学，赵复也随姚枢前来共同讲学于百泉书院。百泉书院因此名声大振，全国各地读书士子纷纷慕名前来。姚枢、赵复选取程朱理学遗书数千卷供他们阅读，向他们阐述从孔子、颜回、孟子到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朱熹一脉相承的儒家学说，使读书士子知所向慕，开元代河南书院教育讲授程朱理学之先河。从此以后，河南各地书院的主讲争相效仿姚枢、赵复，传播程朱理学，对各地的文化教育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元至元十年（1273），姚枢被授予昭文馆大学士，详定国家礼仪之事。又奏请皇帝禁止鞭背、黥面等滥刑。十三年（1276），又授予姚枢翰林学士承旨。十七年（1280），病逝，终年78岁。谥曰“文献”。
姚枢为人宽厚仁慈，谦恭勤勉，节约而勤劳，从来不做违心的事情。对于一些忘恩负义的人，也不出什么怨言。有什么忧患之事，也从不表现出来，喜怒不形于色。有人来请教什么事情，就热心帮助谋划，而且反复告诫使人尽悉才止。
姚枢是元代初期影响一时的名儒，而且在他的周围曾形成一个汉人儒士集团。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向他们访问治道。特别是在元朝初年的蒙古奴隶制与封建制、汉法与“回回法”（以回回人阿合马为首的色目集团的专权措施）的政治斗争中，姚枢和许衡等人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元至大三年（1310），姚枢被追赠为“嘉猷程世旧学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鲁国公”，谥号仍称“文献”。元贞三年（1297）五月迁葬于辉。
姚枢之子姚炜，字显甫，号诚斋。谥文忠。随其父葬于此。